某某与重庆中博建总房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劳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京0108民初18524号

原告：***，女，1975年7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通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野，北京澜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一：重庆中博建总房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广福大道76号附1号6-9号。

法定代表人：庹显周。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北京市维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二：高维燎，男，1987年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滑县。

原告***与被告一重庆中博建总房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博公司）、被告二高维燎劳务合同纠纷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野，被告一重庆中博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被告二高维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两被告：1、支付劳务费7685元并支付利息（以欠付劳务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利率4.65%/年，自2019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我是何仕坤木工班组成员，2018年2月何仕坤木工班组受高维燎雇佣，在北京体育大学艺术馆项目提供劳务，高维燎承诺劳务费350元/日，该项目于2018年7月28日左右完工，但两被告没有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劳务费，欠付班组劳务费总计212620元。高维燎曾在2018年7月29日承诺一周内支付大部分款项，剩余10万元在年底前结清并出具了《欠条》，但高维燎至今仍未支付欠款，故诉至法院。

重庆中博公司辩称，我司与总包方签订有书面合同，我司分包该项目后，自行完成了80%左右的主体劳务，将全部木工外包给高维燎（个人）。我司与高维燎签有《模板施工劳务合同》，约定按施工面积核算价款。该工程实际工期为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末，现总包已与我司结清全部款项，我司也已与高维燎结算、向高维燎付款。我司只监管劳务量，并不掌握高维燎手下木工劳务人员的考勤表、工资表、花名册。需要说明的是，2018年7月29日，在工人退场时，高维燎曾以结清工人工资、安置退场为由，一次性从我司领取了25万元，***曾签字确认“工资款一次性全部付清”。此外，对于工地上的“夫妻档”，女工通常是做杂工。

高维燎辩称，我与重庆中博公司签订过合同，双方已经结算，重庆中博公司已付款，认可何仕坤木工班组曾提供过劳务。我与何仕坤之间无书面合同，我与何仕坤曾约定，部分按工程量、部分按日工，男工350元/日，女工按照市场价。我没有考勤、没有花名册，考勤都是由何仕坤记录。因何仕坤在统计出工和劳务费时不分男女，统一按350元/日计算，故我不认可何仕坤班组的劳务费欠款情况。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涉案项目、分包情况

案涉北京体育大学艺术馆项目木工劳务部分，劳务内容为“用手电锯切割木板，用方木支架子，架子4米至7米高不等，以支撑方木和楼板”。

重庆中博公司自述系该项目分包方，与总包单位签订有书面合同，自述将项目中木工劳务部分转包给高维燎（个人）。

高维燎自述何仕坤木工班组提供了涉案木工劳务，与何仕坤之间并无书面合同。

在案证据显示：

2018年5月10日，重庆中博公司与高维燎签订《模板（软模板）施工劳务合同》，约定“地下室及地上结构模板分项工程劳务”事宜，双方约定按砼接触面积固定单价计算承包费。高维燎曾向重庆中博公司提供《代领工资委托》手续，显示有工人姓名、身份证号并部分工人签名、按捺指印（含***，当年43周岁）。

2018年7月28日，重庆中博公司与高维燎签写《班组劳务费结算单》，载明“应结工程量604689.1元、应扣工程量14208.8元、应扣其他款项（含：结算时生活费、借支等161893元；结算时丢失材料赔偿费1600元）163493元，结算余额426987.4元”。付款情况为：

（1）2018年7月29日，高维燎签写《借款单》借款25万元用于处理木工班组工人退场事宜。当日，重庆中博公司向仍在现场的何仕坤木工班组的10名工人支付劳务费。当日，***在《班组工人结账单》中签名并按捺指印，确认借支4900元、一次性付款2万元、工资款一次性全部付清。

（2）2018年8月19日，重庆中博公司委托他人向高维燎付款176980元。

二、何仕坤木工班组诉讼情况

重庆中博公司、高维燎均自述不掌握班组花名册。

截至目前，已有17人自述为何仕坤木工班组成员，向我院提起诉讼，要求重庆中博公司、高维燎支付劳务费。据17案中，原告方所提交何仕坤制作的《考勤表》，何仕坤共记录有21名工人姓名及考勤情况，班组中部分人员为夫妻、部分人员为亲子。包含：1、丁大华；2、姚明；3、姚永固；4、何仕坤之子何盼；5、何仕坤之子何跃；6-7、杜海良及妻子***；8-9、何仕坤及妻子王兰香；10-11杜光德及妻子杨述英；12-13-14、吴顺冯、妻子苟廷禹、儿子吴东广；15-16、张国标及妻子刘雪萍；17、何坤；18、龙世友；19-20、王学农及儿子王成；21、谢绪均。

涉诉17人先后分两批向我院提起诉讼。其中：

（1）第一批次：2021年8月27日，序号4、5、6、8、10、12、15、17、18、19、21人员，即包含何仕坤在内共计11人提起诉讼，诉请金额总计212620元。

我院审理后于2022年1月做出判决，以杜海良、何仕坤、杜光德、张国标、何坤、王学农曾签字并按捺指印领款，确认工资款一次性全部付清、原告自述诉求款项中包含他人劳务费等为由，判决驳回六人诉讼请求，该部分判决业已生效。

（2）第二批次：2022年4月22日，序号7杜海良之妻***、11杜光德之妻杨述英、13吴顺冯之妻苟廷禹、14吴顺冯之子吴东广、16张国标之妻刘雪萍、20王学农之子王成，共计6人起诉。

为查明案件事实，应各方当事人申请，我院将第一批次剩余案件与第二批次案件，一并处理。

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主张为何仕坤木工班组成员，称班组被欠付劳务费总额212620元，含本人劳务费7685元，***就其主张举证如下：

1、2018年7月29日，何仕坤自制工资表，显示第一批次诉讼的11人每人名下欠付的劳务费金额，11人劳务费总额合计212620元。其中，杜海良即***之夫，名下劳务费60090-40000=20090元。

2、何仕坤制作考勤表及统计表。显示***2018年3月至7月总工93.1。

3、何仕坤自行书写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8年我们是2月29日去的体育大学干活，一天350元，我的工资是350+50元，我的施工记录是高维燎让我统计的。平日每人每月在公司拿1000元生活费，重庆中博公司都有记录。在7月28日这天只有10人在工地，其余的人都离开了，在场的10人，每人拿了2万元。差我班组工资212620元……”。

4、2018年7月29日《欠条》载明“今欠到何仕坤木工班组北京体育大学工人工资10万元整，于2018年12月底付清，高维燎”。

经质证，重庆中博公司对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称上述材料并无公司工作人员签名确认，称公司并未参与高维燎与何仕坤间的协议。高维燎对证据真实性均不予以认可（第一批次案件庭审中，高维燎对《欠条》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纠纷之缘起，系重庆中博公司违法将劳务作业分包给个人（高维燎），以致于重庆中博公司对其项目上作业的农民工花名册、考勤表脱管，未能妥善处理项目上农民工劳务费结算事宜，以致引发诉讼。

对于本案纠纷的审查。需明确，国家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有按时足额获得工资的权利；但农民工追索劳务的案件中，并不因农民工的身份而免除其举证责任。换言之，***仍需就其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提举有效证据，如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需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称其为何仕坤木工班组成员、被拖欠劳务费7685元，其虽就此提交何仕坤自行制作的工资表为证，但：

其一、2018年7月29日《班组工人结账单》记载“***借支4900元、领取2万元，工资款一次性全部付清”。***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则我院对此证据予以采信，即2018年7月29日***曾在撤离该项目时确认工资款全部付清。

其二、退而言之。能否据考勤表所载出勤情况、依***所述350元/日，核算劳务费并据此推翻《班组工人结账单》的证明力？我院认为，不可。***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何仕坤木工班组成员，在班组与高维燎、重庆中博公司存有结算纠纷时，应知悉签名确认“工资款一次性全部付清”的含义——即，即使个人劳务费在结算金额上有所减低，也当视为对个人权益的处分、对部分劳务费的放弃。

据上，我院对***在确认“工资款一次性全部付清”后再行要求重庆中博公司、高维燎支付劳务费并支付利息的诉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本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蔡　笑

人民陪审员　姜　毅

人民陪审员　赵成芳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