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粤04行再1号行政再审判决书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04行再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法定代表人：张国斌，主任。

应诉负责人：李蓉，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何灿，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妍甄，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伤待遇科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珠海太阳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白银，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罗承波，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社保中心）与被申请人珠海太阳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鸟公司）工伤待遇给付纠纷一案，社保中心不服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的（2018）粤04行终198号行政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粤行申1089号行政裁定，指令由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社保中心及其应诉负责人李蓉、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灿、赵妍甄，被申请人太阳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承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阳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社保中心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受理通知书》；2．判令社保中心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8月23日上午10：15分左右，强台风“天鸽”登录珠海前夕，周文华与同事巡查时不幸意外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天15：00左右死亡。公司与家属协商善后事宜时，家属揭示死者真名为周文华，而不是唐中华。公司立即向公安机关等政府部门报告，经珠海市公安局平沙派出所核实死者真实名为周文华，其自2010年以来冒用其姨夫唐中华的身份入职，所有合同和协议及缴纳社保金等都是以唐中华的身份签订。

经平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公司与家属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公司支付家属90万元整作为周文华死亡纠纷的所有赔偿款（包括垫付的社保工伤待遇款709,784元、精神抚恤金、家属慰问金等所有合法项目）。由公司办理周文华工亡社保待遇理赔事务，社保待遇赔偿款归太阳鸟公司所有。2017年9月20日，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珠人社工决字［2017］191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周文华为因工死亡。2017年12月25日，社保中心作出《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太阳鸟公司提出的工伤待遇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法律适用问题，即冒用他人名义入职的周文华在被认定为因工死亡后，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首先，周文华之所以能被认定为工亡，是因为其虽然冒用他人名义入职太阳鸟公司处，但其与太阳鸟公司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工，并且其死亡符合工伤认定的情形，因此可以被认定为工伤。但被认定为工伤并不意味着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因为工伤保险待遇的领取是基于工伤保险关系的建立。工伤保险关系不同于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是法律法规并没有“事实上的工伤保险关系”的认定。工伤保险关系中的参保人是指参加工伤保险时所申报的人员，根据该规定，本案中真正的员工周文华并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其与社保中心不存在工伤保险关系，所以，社保中心自然无义务给其核发工伤保险待遇。

其次，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确定以显明的“登记”为原则。工伤保险是一种典型性法定强制的人身性保险，在工伤保险关系中，投保人为用人单位，保险人为政府，被保险人为职工本人，受益人为职工本人（死亡时为其近亲属）。无论是从《保险法》对一般保险关系的要求，还是《社会保险法》对工伤保险关系的要求，都无一例外的要求保险关系中各方主体资格明确，要求以明示的方式记载。《保险法》要求受益人的姓名、名称必须在合同中明示，《社会保险法》则要求的更为明确，参保人必须“登记”，而“登记”的全国唯一代码为公民个人身份证号。从上述规定来看，在每一个工伤保险关系中，保险关系的当事人必须是明确的，而不是待定的；必须是唯一的，而不是待选的；必须是人身性与被保险人、受益人捆绑的，而不是种类化可转让的；必须是显明的，而不是隐名的。尤其是受益人更是“确定的、唯一的、明示的、登记的、不可转让的”。这样才可以明确保险关系，固定风险范围，明晰保险利益。

若工伤保险关系主体，尤其是受益人可以扩大解释为“非登记的，非显明的，事实上的”，那么风险范围也将是不确定的，保险利益也将是不确定的，这是违背保险法律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所以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保险关系中，受益人对保险利益的享受，以保险关系成立时约定主体信息为准，而在工伤保险关系中，受益人对保险利益的享受，以法律的强制为依据，以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受理并登记的信息为依据。故，工伤保险部门严格依照申报工伤保险登记时的信息核发保险待遇是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应允许误读“保护劳动者权益、分散用人单位工伤风险”的立法本意，更不能推测“用人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购买社保”，并以此为由扩大保险受益人范围。如果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只会造成工伤保险秩序的混乱，工伤保险待遇发放也会因人因事而异，这也给相关职权部门执法带来了困难，更带来了随意性，这恰恰损害了国家社保制度的保障功能，损害了每一个社保缴纳者的利益。

一审法院认为，社保中心作出的珠社保函［2017］1176号《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受理通知书》，职权依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形成决议，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太阳鸟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太阳鸟公司负担。

太阳鸟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太阳鸟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和被诉《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受理通知书》，判令社保中心重新做出行政行为。

本院二审根据一审认定的证据进一步查明如下事实：

2017年9月1日，太阳鸟公司与周文华家属达成善后协议，协议显示：太阳鸟公司于2017年9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周文华家属支付赔偿款人民币90万元，周文华家属收到上述款项后立即办理善后事宜。

《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记录》显示：太阳鸟公司以“唐中华”名义参加工伤保险起止时间为2010年5月至2017年8月，此期间无参保间断记录。

2017年8月29日，珠海市公安局平沙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显示：2017年8月25日下午，太阳鸟公司与死者家属商谈赔偿事宜时，其家属提出死者身份信息有误，双方因需办理死者社保信息变更问题反映到平沙派出所；因办理周文华死后社保信息变更、开具死亡证等业务需要，请相关单位予以大力支持。

2017年8月31日，周文华家属段友兰等全权委托太阳鸟公司享有社保赔付的工伤死亡赔偿金权利。同年9月10日，太阳鸟公司向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科提交了《关于工亡事故发生后的整改措施》书面报告，报告称：现由人资部牵头对全体员工再次进行身份核查，更新已安装的“从业人员自动申报系统”过滤识别软件，再对其身份逐一确认，对有异议人员，提交派出所进行人脸识别。

2017年9月10日，太阳鸟公司在其向高栏港经济开发区政府提交的《关于因公意外伤亡员工使用他人身份证需变更工伤缴保信息的申请》中称：工亡事故发生后，太阳鸟公司就员工真实身份向市社保、区地税、劳动部门申请变更缴保信息，多次反映情况和协调均回复为无法变更。

2017年12月10日，太阳鸟公司为周文华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同月25日，社保中心作出《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太阳鸟公司提出的工伤待遇申请。其理由称：周文华未在我市参加工伤保险。根据《社会保险法》第41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43条规定：“职工所在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因此，社保中心不予受理太阳鸟公司提出的工伤待遇申请。

本院二审认为：周文华因工而亡，已被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及其亲属应当享有工伤待遇，均无争议。本案分歧在于，该工伤待遇应由用人单位太阳鸟公司承担，还是由社保中心予以支付。经归纳诉辩观点，本院二审着眼解决争议之目的，依照全面审查原则，认为本案核心问题如下：其一，太阳鸟公司、职工周文华（冒名唐中华）与社保中心三者之间是否成立工伤保险法律关系；其二，太阳鸟公司、周文华与社保中心三者之间如果成立工伤保险关系，那么该关系是否无效；其三，本案判决方式如何选择。对此及其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本院二审分别评判如下：

一、关于工伤保险制度宗旨、性质与国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条件。鉴于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国家不断完善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从立法目的及其相应规范而言，工伤保险具有强制性和保障性，属于社会保险的组成部分；劳动者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是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在工伤保险范畴里，劳动者受到事故伤害被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获得法律最大限度内的工伤保险待遇，是公民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与此相应，用工单位为其职工参保是其应尽的法定义务，也是社保机构分担工伤风险的前提条件。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从该规定可见，是否参加工伤保险，是能否选择社保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关键。通览工伤保险规范，社保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必须满足如下三条件：一是劳动者伤亡获工伤认定，二是用工单位为劳动者参保并按时足额缴纳保费，三是无法律法规禁止支付之情形，如存在工伤保险欺诈行为。

二、关于本案属性（案由）和审理思路。首先，本案法律关系具有行政合同性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除法律禁止的用工外，“本单位全部职工”应当包括冒名订立劳动合同并与用人单位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职工，因此，周文华亡故被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太阳鸟为其职工周文华（冒名唐中华）投保，社保中心承保，职工周文华遂以受益人身份成为工伤保险关系当事人。太阳鸟倘若不为职工周文华（冒名唐中华）参保，本案工伤保险法律关系即不会发生。于此而言，该法律关系的成立具有民事合同属性。

然而，案涉工伤保险法律法规等规范（详见附录规范之一）表明，工伤保险这类行政合同具有明显的行政性。尤其是其中《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参加并依法处理。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据此，太阳鸟公司应为其职工周文华（冒名唐中华）参保，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制裁。就此而言，无论是用人单位主动缴纳还是社保中心征收而成立的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依照案涉法律规范，都属于行政行为范畴。需强调的是，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柔性行政”的方式，与其他行政行为之行政属性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作为行政主体的一方，仍须遵守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后者如信赖保护原则。用人单位出于善意缴纳工伤保险费后，工伤保险关系即告成立，这是信赖产生的基础；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保费，劳动者因工遭受伤害被认定为工伤，这是信赖利益成就的条件；继之，社保机构负有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义务，这不仅是权利义务对等的要求，更是保护用人单位信赖利益之所需。

按授益与负担二分法，本案行政行为属于授益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授益行政行为的前置条件是受益人已经向相应行政机关提出申请；本案中，太阳鸟公司于2017年12月10日为周文华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因此，本案应当就社保中心是否应当受理申请和是否应当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予以实体审理。

三、太阳鸟公司、劳动者周文华与社保中心三者之间存在工伤保险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五条和第七条，劳社厅［2004］6号《工伤保险经办业务管理规程（试行）》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可知，社保登记部门对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申报负有审核义务；审核通过用人单位的申报后，用人单位、职工与社保机构三者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就已建立。太阳鸟公司自2010年5月即为职工周文华（冒名唐中华）投保，社保中心已实际承保，依照前述工伤参保规范，即可认定三者之间早已成立工伤保险法律关系。

不过，在该关系成立后，参保人（受益人）只能是真实的劳动者周文华，而不是被冒名的唐中华。这是因为，参保人（受益人）要么是被借名的唐中华，要么是真实的劳动者周文华，二者必居其一。而被借名的唐中华既不是本案真实的劳动者，更不是本案工伤事故之亡者，缺乏作为参保人或受益人的必要条件，本案中不能成为工伤保险关系的受益人。太阳鸟公司的职工周文华因工亡故后，冒名入职真相大白，此时周文华作为真实的参保人（受益人），不仅是“确定的、唯一的”，而且也是“不可转让的”，即不可转让给被借名的、非太阳鸟公司职工唐中华或其他未获工伤认定的职工。正如太阳鸟公司上诉理由所述：“从表面上看，虽然用人单位根据职工提供的虚假身份信息错误的以他人名义为该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社保账户中的员工信息是其他人的名称，但用人单位完全是为本单位该入职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投保的对象完全是该职工，而非被冒用身份的人……”社保中心在其《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受理通知书》中陈述理由称：周文华未在我市参加工伤保险。该理由与本案客观事实相悖，故被诉行政行为应予撤销。一审法院认为，法律法规并没有“事实上的工伤保险关系”的认定，进而认定本案不存在工伤保险关系，亦属于认定事实有误。

四、不能认定周文华冒名入职行为在工伤保险关系中也构成欺诈。《珠海市社会保险反欺诈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欺诈，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保险管理服务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对照该定义，本案投保人和受益人似有社会保险欺诈嫌疑。然而，根据欺诈构成要件和不同阶段的社会保险欺诈形态，既不能认定周文华冒名入职行为构成社会保险欺诈，更不能认定太阳鸟公司为其冒名入职员工周文华参保行为就是欺诈。

如前所述，保险法律关系的成立，具有合约性。是否为劳动者参保，太阳鸟公司具有决定权。本案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中，投保人是太阳鸟，承保者是社保中心，劳动者周文华是受益人。欺诈的构成必要条件有二：即有诈保的故意和实施欺诈行为。在入职阶段，周文华冒名入职是欺诈行为，欺诈的对象是太阳鸟公司。显然，在本案中，周文华一人不能完成参保阶段的欺诈。如果认定参保欺诈，就是周文华与太阳鸟公司共同欺诈；而共同欺诈必须有共同的故意。本案事实显示，太阳鸟公司出于善意且依法为其职工周文华投保，当然无欺诈社保中心的故意。此外，周文华在参保阶段仍然隐瞒冒名入职真相之行为，类似“就汤下面”和“顺水推舟”，该消极行为也不应认定为诈保。《珠海市社会保险反欺诈办法》第九条列举了保费征缴环节四种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第十二条列举了工伤保险支付环节四种欺诈行为。经查，太阳鸟公司均无前述欺诈情形。

五、本案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也是行政行为，在判断其效力时应当优先适用行政法相关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了判决撤销行政行为的基本标准，即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六类法定条件。对照审查，本案工伤保险法律关系并无前述判决予以撤销的情形。更何况，太阳鸟公司诉请社保中心履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义务，并非撤销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据此，判断行政行为效力的标准是“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经审查，周文华与社保中心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无重大明显违法情形，故本院二审不能认定其无效。

六、本案应当判决社保中心径行审核并向太阳鸟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在周文华因工亡故后十日许和获工伤认定之前，太阳鸟公司即先行向其家属垫付的工伤保险待遇款逾70万元，该公司及时的人道关怀和实在的诚信友善，的确值得弘扬。基于此，太阳鸟公司已获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的授权。

通常，选择行政判决方式要考量行政首次裁量权、减少当事人诉累和解决实质争议等要素。从行政首次裁量权角度而言，社保中心对太阳鸟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已作拒绝处理。社保中心在处理中，明知本案工伤保险关系受益人名不符实，也收到太阳鸟提交的公安部门关于周文华身份证明材料，仍持“周文华未在我市参加工伤保险”理由而作出《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受理通知书》，是避实就虚的行政行为，实属不当。从减少当事人诉累而言，不直接判决社保中心审核并支付，会增添太阳鸟公司的诉累。在本案工伤保险关系中，受益人名不符实，社保中心应依申请予以更正。由于太阳鸟公司已持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需要办理周文华死后社保信息变更的《证明》，向相关部门寻求更名未果，那么，本案仍然判决驳回太阳鸟公司的诉请并引导其向工伤保险登记机关申请工伤保险更名，已无必要。太阳鸟公司在更名未果的情形下，如果针对不予更名的行为提起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之诉，那么，新的行政诉讼争点就回转到本案争议的核心，即社保中心该不该向周文华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从解决实质争议角度而言，新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增加了“解决行政争议”，就是为了减少当事人诉累和防止诉讼空转。二审中，法官尝试协调化解本案争议，已向社保中心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类案），建议个案解决，但社保中心坚持不予受理和不应支付的观点。故此，本案应当选择判决社保中心径行审核并向太阳鸟公司支付的判决方式。

七、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同类典型案例和服务行政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15年12月4日发布了19个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其中案例11即王某先等人诉被告重庆市某区工伤保险管理所、第三人重庆某煤矿公司不履行行政给付义务案，与本案法律关系和争点等要素相同：即劳动者冒名入职，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保，劳动者发生伤亡并认定为工伤，争点为社会保险基金部门是否应当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在该案“典型意义”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就争点持肯定立场。本院前面的评述，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同类典型案例所持立场的理解。本次发布合同纠纷案例的主旨是“用公开促公正建设核心价值”，就发布19个合同纠纷案例价值导向而言，所弘扬的核心价值主要在于“诚信与友善”。诚信原则在私法领域是帝王原则，适用于公法领域被称之为信赖保护原则。所发布的19个案例只有1个行政诉讼案例，即前述案例11行政合同纠纷。总体而言，这次发布案例活动，既大力倡导公民践行诚信友善，又提醒行使公权者遵行信赖保护原则。故太阳鸟公司关于本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同类典型案例的上诉理由，本院二审予以认同。

行政行为一经成立，在被撤销或被认定无效之前，当然具有存续力（公定力、执行力）。据此，社保中心应兑现太阳鸟公司的合法预期。进而言之，服务行政是现代行政文明标志之一，也是法治政府建设应有之义；而社会保险类行政之服务属性更为突出。为全部职工甚至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提供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是政府应尽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冒名入职者与用人单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职工，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工，如果参加工伤保险，并获得工伤认定的，就应享受国家赋予的工伤保险待遇。社保部门应准确理解和把握法律规范赋予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红利”，在工伤保险关系核查与认定、用人单位待遇赔付等方面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从而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理应享有的权益。

八、关于冒名入职行为的法律评判。毫无疑问，冒名入职是明显的欺诈，与诚信原则明显相悖。然而，抽象的法律原则通常不能径行判案，故“法律适用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早已成为通识。如果基于抽象的法律原则判案，就会引发见仁见智的裁判结果；这正是全国各地类似冒名入职案件裁判尺度不一的重要原因。所以，评判冒名入职行为，首先应当回到将诚信原则具体化的法律规则。通过检索，即可知悉规制冒名入职行为的规则，诸如，用人单位一旦发现并查实冒名入职，即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冒名入职的劳动者在劳动争议类民事案件中，必须承担过错责任。具言之，用工单位未为冒名入职者购买工伤保险，或者虽购买工伤保险但在发生工伤后不能获得国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工单位因此遭受损失的，冒名入职者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关于冒名者如何承担过错责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早在2002年9月5日就发布指导意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劳动者冒用他人名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应按实际劳动关系确定主体。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假冒身份证明为其投保而遭受社会保险损失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按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此，冒名入职者虽然也能享有工伤保险待遇，但并不等于不承担过错责任。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太阳鸟公司上诉请求有理有据，应予支持。本院二审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本院二审判决如下：一、撤销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4行初83号行政判决；二、撤销社保中心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受理通知书》；三、责令社保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太阳鸟公司履行审核发放工伤保险待遇的职责。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100元，由社保中心负担。

再审申请人社保中心再审请求：一、撤销本院（2018）粤04行终198号行政判决；二、维持一审法院（2018）粤0404行初83号行政判决；三、由太阳鸟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再审主要理由：一、二审判决争议焦点的归纳有误，二审判决颠倒了解决本案所涉争议纠纷的逻辑关系，未围绕被诉的珠社保函【2017】1176号《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受理通知书》（以下简称涉案《不予受理通知书》）合法性进行审查，却针对周文华工伤待遇应由谁支付的问题展开论述。另本案太阳鸟公司的诉求为撤销涉案《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责令社保中心重做，但二审判决却直接判决社保中心履行审核发放工伤保险待遇的职责，违反了“行政机关首次裁量权”的要求。二、二审判决对工伤保险制度宗旨、性质与国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条件的理解错误，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对“用工单位为劳动者参保并按时足额缴纳保费”的解读错误。三、二审判决对于工伤保险法律关系成立的观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号码，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为公民身份号码，只有依法、依规实名申报参加社会保险并获核准登记办理的公民，事后才具有获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期待，本案中周文华没有在珠海市参加社会保险的记录，因此周文华与社保中心之间不存在合法建立的工伤保险关系，本案不存在适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情况。另《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以冒用他人证件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社保部门不予办理，原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四、二审判决提出诸如“授益行政行为”、“事实法律关系”等观点，不具有说服力，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五、二审判决对周文华冒用他人证件等行为作出的法律评判，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观点有失偏颇，难以令人信服。六、二审判决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的理解有失偏颇，没有考虑到对地方性立法的适用。七、二审判决违背了工伤保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破坏诚实守信法治社会的基石，将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综上，请求撤销原二审行政判决，改判维持原一审判决。

太阳鸟公司辩称：一、本案的实质核心焦点问题是冒用他人名义入职的周文华在被认定为因工死亡后，能否享受工伤保险社保待遇。太阳鸟公司认为，我国劳动立法承认并保护事实劳动关系，冒用身份的职工与用人单位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同样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所规定的“职工”范围以内，事实劳动关系中的职工与用人单位均受《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在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冒用身份的职工被认定为工伤后应当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社会保险机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承担赔付责任。太阳鸟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为冒用身份的劳动者周文华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用，事实工伤保险关系已经成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对于非本单位职工的，用人单位没有缴费义务。从表面上看，虽然用人单位根据职工提供的虚假身份信息错误的以他人名义为该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社保账户中的员工信息是其他人的名称，但用人单位完全是为本单位该入职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投保的对象完全是该职工，而非被冒用身份的人，该入职的劳动者本人也以代扣代缴的方式缴纳了个人应缴费用，而与被冒名者没有任何关系。既然劳动者的身份适格、用人单位依法参保、社会保险机构实际承保，所以冒名劳动者与社保经办机构之间事实上已经成立工伤保险关系。在事实劳动关系及事实工伤保险关系存在的情况下，社保部门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明显缺乏依据。社保中心在《不予受理通知》中表述“周文华在珠海市无参加工伤保险的记录，不予受理工伤保险待遇申请”，与一审法院“本案中真正的员工周文华并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其与被告不存在工伤保险关系，所以被告自然无义务给其核发工伤保险待遇”的观点实质是一个意思。这是非常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一种错误认定。周文华是冒用了他人身份入职参保，公司也为周文华该员工依法缴纳社保，周文华也自己依法承担一部分保费，社保中心和一审法院以周文华名字没有参保只是出于一种形式上的判断，并进而认为社保中心社保中心无义务给其核发工伤保险待遇则是一种法律上的错误判断。参保人“唐中华”只是一个名字符号，实质的主体是周文华，是周文华这个人这个员工建立工伤保险关系，社保中心认为“周文华未在我市参加工伤保险”完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劳动关系和工伤一旦确定，劳动者即为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中的被保险人，依法就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这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二、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的典型案例支持劳动者假冒他人身份入职后发生工亡社会保险基金承担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责任，这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司法观点与态度。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15年12月4日发布了十九个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其中案例十一王某先等人诉被告重庆市某区工伤保险管理所、第三人重庆某煤矿公司不履行行政给付义务一案，即为典型的劳动者假冒他人身份入职后发生工亡，家属向工伤保险机构主张工伤保险待遇的案件。而该案审理法院认定，虽然陈某东冒用“陈某强”的身份信息入职，煤矿公司以“陈某强”名义为陈某东缴纳的工伤保险费，陈某东仍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之间在事实上成立了工伤保险关系。陈某东已经相关部门认定为工伤死亡，煤矿公司亦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故工伤保险管理部门应对陈某东核定工伤死亡保险待遇。本案与该典型案例法律关系和争议焦点相同，应该参照适用是正当合理。三、本案二审法院行政判决方式符合新行政诉讼法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实质是切实维护企业和员工的合法权益，减少当事人诉累和防止诉讼空转。民营企业权益保护重在法律细节，如果不解决法律和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具体细节问题，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保护的大政方针在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停留在中央和各部门、各省市的会议上和文件中，而不可能在实践中落实。用人单位依法履行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后，社会保险基金应当代替用人单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支付相关费用。否则，就会出现用人单位不仅缴纳了工伤保险费，还需要承担本已经转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那部分工伤保险待遇，使得用人单位投保工伤保险没有任何意义。相当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参加了社会工伤保险，而劳动者永远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社保机构的这种处理方式违反了《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的规定，也背离了国家建立工伤保险机制的根本目的。四、对社保中心所谓理由的回应。1、二审判决对争议焦点的归纳完全正确，社保中心在二审程序中并无异议。社保中心所述的焦点均已被二审法院归纳的核心问题所涵盖，在二审判案书理由部分的三、五、六等方面已有详尽的论述和说理。2、二审判决关于工伤保险制度宗旨、性质与国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条件的论述和理解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本案的基础。凡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劳动者周文华伤亡获工伤认定，用工单位为其参保并按时足额缴纳保费，且无法律法规禁止支付的情形，理应由社保中心支付工伤保险待遇。3、太阳鸟公司、劳动者周文华与社保中心三者之间存在事实工伤保险法律关系。用人单位、职工与社保机构三者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已建立，参保人只能是真实的劳动者周文华而不是被冒名的唐中华，周文华作为真实的参保人，也应该是真正的受益人。工伤保险这类行政合同具有明显的行政性，作为行政主体的一方，仍需遵守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后者如信赖保护原则。用人单位出于善意缴纳工伤保险费后，工伤保险关系即告成立，这是信赖产生的基础；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保费，劳动者因工遭受伤害被认定为工伤，这是信赖利益成就的条件；继而社保机构负有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义务，这不仅是权利义务对等的要求，更是保护用人单位信赖利益之所需。4、司法审查授益行政行为的前置条件是受益人已经向相应行政机关提出申请，本案中，太阳鸟公司于2017年12月10日为周文华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社保中心在处理中明知本案工伤保险关系受益人名不符实，也收到太阳鸟公司提交的公安部门关于周文华身份证明材料，仍持“周文华未在我市参加工伤保险”理由而作出《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受理通知书》，是避实就虚的行为，实属不当。因此，本案应当就社保中心是否应当受理申请和是否应当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予以实体审理。周文华从入职时就被人叫做唐中华，而且身份也得到了公安机关的证实和认可，真实身份是特定和唯一的，不可能出现为一名非公司员工支付工伤保险费用，却可以为不止一名员工提供工伤保障之情形。5、员工冒名入职，本身是入职时欺骗了太阳鸟公司，但是太阳鸟公司善意且依法为职工周文华投保，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其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工，工伤保险法律关系是成立且有效的，理应享受国家赋予的工伤保险待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十条第一款并未排除劳动者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恳请法院对社保中心的再审申请依法予以驳回。

经审理，本院再审对一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焦点为冒用他人名义入职的周文华在被认定为因工伤死亡后，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为此，本院再审认为：

首先，周文华与太阳鸟公司之间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是否存在实际用工的事实，是确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唯一标准。虽然周文华冒用他人身份入职太阳鸟公司处，但周文华为用人单位实际提供了劳动，因此，双方建立了事实劳动合同关系。

其次，周文华因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亡已经被认定为工伤死亡。

再次，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保险对象的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认定办法》同时规定，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也就是说，工伤保险法律规定中的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各种劳动者，这其中当然包括了事实劳动关系。本案中，周文华虽然冒用他人身份，但与太阳鸟公司之间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工，故其工伤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死亡保险待遇的范畴。

最后，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对于非本单位职工的，用人单位没有缴费义务。因此，用人单位根据职工提供的虚假身份信息，错误地以他人名义为该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投保对象仍为该职工，而非被冒用身份的人。本案中，周文华已经相关部门认定为工伤死亡，太阳鸟公司亦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故工伤保险管理部门应对周文华核定工伤保险待遇。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社保中心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粤04行终198号行政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发

审判员　朱文春

审判员　杨卫星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苏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