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与某某劳动争议二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京02民终95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6号A座六层。

法定代表人：李凉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礼，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磊，男，198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征火箭公司）与被上诉人左磊劳动争议一案, 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9）京0106民初12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琪、杜灵军、李明磊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长征火箭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长征火箭公司与左磊之间不存在“年终奖”的约定，此事实已在劳动仲裁阶段得到双方确认。长征火箭公司向员工发放的奖金实为绩效奖金，系根据公司计划、部门计划、预算和公司效益等综合考虑计算的。即便以“年终奖”名义发放，但因双方并未就应当发放年终奖及奖金数额进行约定，左磊的奖金发放金额和时间均未形成规律性的支付。因此，长征火箭公司向左磊发放的额度及形式均为用人单位视情况自主调整决定，系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体现。即便长征火箭公司向左磊同部门的胡刚发放过“年终奖”，也不应当因此认定长征火箭公司应当向左磊发放该奖金，更不应当比照胡刚的“年终奖”来确定其奖金数额。胡刚与左磊虽同属一个部门，但资历不同，工作表现也不同。二、左磊主张长征火箭公司应当向其发放“年终奖”，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左磊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三、左磊2018年6月份工资不应包含绩效工资。长征火箭公司与左磊签署的劳动合同中并未约定“绩效工资”的具体数额，绩效工资是与左磊的工作绩效直接挂钩的，属于弹性发放的部分。左磊于2018年6月11日提出辞职申请后即陆续办理离职交接手续，于2018年6月26日全部交接完毕。左磊6月份并未实际参与本职工作，不符合效益工资考核激励的范畴。

左磊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不支付左磊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奖金54 000元；2.不支付左磊2018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3784.3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左磊2015年8月1日入职长征火箭公司，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至2018年7月31日，左磊担任设计岗位工作。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为基本工资每月1900元，岗位津贴每月600元，绩效工资每月4000元，每月月底发放当月工资。2018年1月-5月，长征火箭公司实际计算发放工资，左磊的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2000元、绩效工资5000元、津贴700元。2018年6月11日，左磊因个人原因向长征火箭公司提交离职申请书。2018年6月26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2018年6月左磊实际出勤17个工作日，长征火箭公司向左磊发放2018年6月工资为基本工资1655元、效益工资0元、津贴579元。

2018年7月11日，左磊以长征火箭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长征火箭公司支付：1.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奖金54 000元；2.2018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工资6500元。2019年2月12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开劳仲字[2018]第1501号裁决书，裁决：1.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左磊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奖金54 000元；2.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左磊2018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3784.39元。

长征火箭公司主张左磊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效益工资+津贴，左磊离职当月主要负责交接工作，并未实际参加本职工作，公司按照“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的标准，支付工资，不存在拖欠。双方劳动合同中未约定效益工资发放标准。

长征火箭公司主张与左磊没有约定年终奖，发放的“年终奖”名为年终奖，实为效益奖金。且奖金的发放是用工单位的经营自主权，根据公司计划、部门计划、预算和效益以及当时在职员工人数确定，左磊的奖金已在每月工资发放中不定期足额发放。在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长征火箭公司提交了左磊的《绩效考核表》和《工资发放记录》。左磊2016年度、2017年度绩效考核成绩均为82分。《工资发放记录》显示：2017年4月长征火箭公司发放左磊工资中其中标明为“年终奖”36 000元；2018年6月发放王冲、胡刚工资中其中标明为“年终奖”的均为54 000元，王冲入职时间为2015年4月13日，岗位为软件开发，胡刚入职时间为2015年8月3日，岗位为设计。长征火箭公司认可上述两份证据载明内容，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未在本案中提交。左磊认为长征火箭公司根据员工入职情况和年终绩效考核成绩乘以基数计算年终奖，与其同年先后进入公司且相同岗位的胡刚、王冲于2018年6月均发放了2017年年终奖，其也应当享有2017年度的年终奖。对此左磊提交2018年6月30日与其部门领导李鹏程的通话录音，录音中，对方称肯定有年终奖。长征火箭公司对该份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年终奖，双方劳动合同中虽未约定年终奖，但《工资发放记录》显示2017年、2018年长征火箭公司均以年终奖名义向员工发放了该笔奖金，说明长征火箭公司存在发放年终奖的事实。长征火箭公司向入职年份、岗位与左磊相同的胡刚发放了年终奖，而左磊2017年绩效考核成绩为82分，属合格。虽长征火箭公司称年终奖实为效益奖金，需根据公司计划、部门计划、预算和效益以及当时在职员工人数确定，但未向一审法院举证，亦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左磊不具有获得年终奖的资格，故一审法院认为左磊具有获得年终奖的资格。关于年终奖数额，参照胡刚在2018年6月的发放数额，左磊主张的数额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认为长征火箭公司应当向左磊支付年终奖54 000元。

关于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长征火箭公司主张左磊离职当月不应发放效益工资，应就该部分工资的发放标准承担举证责任，长征火箭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2018年6月左磊的工作日为17天，根据其当年月工资标准7700元计算，2018年6月工资为6018.39元，扣除长征火箭公司已支付的2234元，长征火箭公司需另行支付工资差额3784.39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左磊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奖金54 000元。二、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左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3784.3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一致。

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二审诉讼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关于“年终奖”的认定。本院认为，虽然长征火箭公司否认存在“年终奖”的事实，双方劳动合同中亦未约定“年终奖”，但《工资发放记录》显示2017年、2018年长征火箭公司均以“年终奖”名义向员工发放了该笔奖金。同时，长征火箭公司向入职年份、岗位与左磊相同的胡刚发放了年终奖，而左磊2017年绩效考核成绩为82分，属合格。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年终奖”存在的事实及左磊获得该“年终奖”的合理性。虽然长征火箭公司称“年终奖”实为效益奖金，需根据公司计划、部门计划、预算和效益以及当时在职员工人数确定，但未向法院进行举证，亦未向法院举证证明左磊不具有获得“年终奖”的资格。故一审法院认定左磊具有获得“年终奖”的资格，本院予以认可。关于“年终奖”的数额，一审法院参照胡刚在2018年6月的发放数额，支持左磊要求支付年终奖54 000元的主张，本院不持异议。

二审诉讼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二是2018年6月左磊的应得工资。2018年6月左磊的工作日为17天，火箭公司主张左磊离职当月不应发放效益工资，但未就不应发放效益工资的理由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左磊2018年度月工资标准7700元计算，2018年6月工资为6018.39元，扣除长征火箭公司已支付的2234元，判决长征火箭公司需另行支付工资差额3784.39元，金额计算正确。

综上，长征火箭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琪
审　　判　　员　　　杜灵军
审　　判　　员　　　李明磊

二○一九年八月九日

法　官　助　理　　　郝琪琪
书　　记　　员　　　刘　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