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与徐州城置有限公司民事裁定书

城置公司答辩称，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中证公司与城置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造价审计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管辖法院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该协议管辖约定条款合法有效，因此本案应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1.中证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分公司所在地不能等同于总公司的业务活动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与本案争议不存在实际联系”的观点。对于上述观点，城置公司认为，(1)城置公司与中证公司在签订《协议书》的当时，既然明确约定了双方分支机构所在的浦东新区为本案的管辖地，就可以看做签订《协议书》当时，双方认为浦东新区为双方最有利于解决本协议争议的地点。进而可以认定，在签订《协议书》时双方已经认可了浦东新区对本协议争议的解决具有实际联系。(2)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双方在浦东新区已经进行过多次交涉与协商。即使浦东新区不是总公司的主要业务活动地，也应该是总公司在本次案涉业务的活动地，进而可以认定分公司所在地与该协议争议具有实际联系。(3)中证公司既然在上海浦东新区开设分公司，就代表中证公司在浦东新区需要开展相关业务。而《协议书》约定在分公司处理本次业务也是中证公司在签订协议当时的自由选择。如中证公司认为签订该协议并非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则应当举证证明在签订协议时遭受了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瑕疵情形，方可推翻协议约定的意思表示。否则就应当认定中证公司在签署《协议书》时，已经确认浦东新区对案涉协议争议的解决具有实际联系。2.对于中证公司提出的“协议约定管辖法院，仅能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这五个地点选择”的观点，城置公司认为，依据《民诉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对该条款的理解应为“协议选择管辖地，应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即除了法条中列举的五个地点外，凡是与案件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都可以通过当事人协议约定成为管辖地。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辖终114号裁定以及其它案件已有多个与之相同观点的判决，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民诉法》第三十四条理解，同样以“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为基准。中证公司对该条文的限缩解释明显与最高院观点相违，该观点不应得到支持。因此，浦东新区作为中证公司与城置公司多次交涉与协商的地点，并经过城置公司的签字确认，可以确定浦东新区与本案争议具有实际联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二、一审法院对本案纠纷不具有管辖权。本案为服务合同纠纷，依据《民诉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三十四条，对本案有管辖权的法院只有协议管辖地法院、被告所在地法院、合同履行地法院，而一审法院并非前述法院之一，对本案并无管辖权。本案《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对位于徐州市的徐州城置国际花园城项目二期一、三、六标段、三期一标段（见协议书第一条）的工程进行结算审核。工程结算审核的依据是建设工程本身，中证公司也自称为了完成工程审价，多次赴徐州现场实地勘察，并和城置公司及项目施工方多次开会协商，审计初稿完成后交城置公司一方审核，以及中证公司启动与施工单位对账的工作，均是在工程现场进行。由此可见，双方合同目的是对案涉工程审核，而中证公司履行协议的关键工作都是在徐州市进行，因此建设工程所在地徐州市是《协议书》实际履行地。在这一点并无不明确的地方，即使《协议书》中未明确约定合同履行地，也可从合同实际履行的状况认定徐州为合同实际履行地。三、中证公司所提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48203号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无任何关系。1.上述案件与本案不是同一个案件，该案原告是上海中世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无论是合同签订的内容还是双方的法律关系亦或是合同履行的情况以及争议都不一样，不具有参考价值，不可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2.城置公司最初请求移送管辖法院是“被告所在地法院”，即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中证公司提供的案件中，该案城置公司同样也请求移送到被告所在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因此城置公司的请求始终如一，并非自相矛盾。反而是中证公司在上诉状中一再强调“我国非判例法国家，个案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同时自己又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个不相关的另案判决，这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的行为。因此中证公司提交的（2018）沪0115民初48203号民事裁定书对于本案无任何意义。综上所述，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意思自治，中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和双方《协议书》的约定。本案纠纷应依据《民诉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请求驳回中证公司的上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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