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浙江新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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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浙0503民初405号

原告：***，男，197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卫海，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新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维多利大道16号-1。

法定代表人：张征世，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水英，上海劲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与被告浙江新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禹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庭审中，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卫海、被告新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水英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对被告相应价值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另原、被告申请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庭外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业务费199211.83元以及其他各项费用36927.57元，合计为236139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36139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息6％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LPR上浮30％计算。暂算至2020年12月31日为13760元，之后的利息继续计算至本清）；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新禹公司于2015年挂靠于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xx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在长兴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污水处理终端设施建设项目招投标中被确定为中标候选商之一，项目负责人为孙某。后原告***受托以被告业务员的身份积极为被告在长兴县接洽联系业务，并成功承包了小浦、煤山、水口、洪桥、虹星桥、太湖街道等六个乡镇的多个主体工程，合同总价为2208169元。当时双方口头约定被告按工程造价的10％向原告支付业务费，但其中小浦镇工程（合同造价为720169元，已作下浮）的业务费为7％。2016年12月26日，双方签订《协议》1份，其中约定：关于原告业务费结算问题，因双方对业务费比例说法不一，同意另行协商；原告全力协助被告办理其联系成功的长兴县六个乡镇的工程款结算和回收扫尾工作，被告通过xx公司书面授权委托原告办理上述事宜；被告同意报销原告2015年业务开支费用16000元（相关发票已交给被告），同意补发原告三个月工资计13500元作为原告协助办理收尾工作的报酬；等等。该《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协助被告进行了上述六个乡镇的工程款结算和回收扫尾工作。截至2018年上半年，上述工程款除小浦镇还剩15000元外已全部到位。但被告至今未能按照上述《协议》支付报销款和工资，更未支付业务费。此外，原告为被告垫付了2016-2017年间的招待费4300元、汽油费1000元、餐饮费380元及开票税金1747.57元，被告方已签字同意报销，但至今未付。原告从2018年12月19日起多次向被告催讨未果，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新禹公司辩称：一、原告提交的《协议》并非由被告新禹公司签署，该《协议》的内容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具体理由如下：1．被告新禹公司对外签署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或协议均使用公章或合同章。被告新禹公司从未成立项目部，从未刻有“浙江新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部”的印章。2．原告提供的《协议》，既未加盖被告新禹公司的公章或合同章，也无被告新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3．原告提供的《协议》上的签名人孙某，未取得被告新禹公司的书面授权。虽然孙某出庭作证时向法庭出示了2016年12月23日把该《协议》的空白草稿发送给被告新禹公司当时的总经理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但王某并未作出同意的答复，故孙某在《协议》上的签名未取得被告新禹公司的授权。4．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取得了被告新禹公司的追认。按照常理，原告在明知孙某未取得被告新禹公司授权的情况下，理应向王某进行追认，但原告并未提供追认的证据。5．原告提供的《协议》上所约定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首先，《协议》所指的长兴2015年农污项目，被告新禹公司与xx公司的关系并非《协议》中陈述的挂靠与被挂靠关系，而是承包与被承包关系，即xx公司把中标的项目转包给被告新禹公司。其次，根据xx公司与被告新禹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书》中对xx公司权利和义务的约定，《协议》中原告***的工作内容全部由xx公司来承担，而不是由被告新禹公司来承担。再次，根据（2021）浙0522民初xx号判决书，xx公司尚应向被告新禹公司支付工程款本金980383.20元，并非原告所陈述的所有工程款已全部收回。二、本案案由应为劳动报酬纠纷，原、被告之间曾存在劳动关系，但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及费用报销等已结算完毕。原告于2015年7月入职，担任施工员，后因原告单独承接施工工程向被告辞职，最终于2015年12月31日离职，离职时有关的工资及费用报销等均已结算完毕。根据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有关业务提成、奖金等劳动报酬应按照公司制度执行。原告在被告新禹公司任职期间，被告新禹公司并未针对原告所担任的施工员岗位制定和执行任何有关提成和奖金的制度，同时原告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新禹公司针对施工员岗位有奖金和提成的制度及被告新禹公司曾发放过提成和奖金的事实。综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及费用报销已结算完毕。三、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告的陈述，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发生于在被告新禹公司任职期间，也即2015年下半年，而原告于2020年12月份才提起诉讼，明显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原、被告签订的《协议》1份，用以证明2016年12月26日原、被告双方约定了长兴县污水处理设施业务费的结算、工程款结算回收及费用承担等问题。

2．xx公司授权委托书1份，用以证明根据《协议》约定，被告新禹公司让xx公司出具给原告，由原告办理六大乡镇工程款结算及回收扫尾工作。

3.2015年长兴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政府付款清单1份，用以证明案涉六个乡镇项目的合同价共计2208169元，除小浦镇尚余15000元未到位，其它所涉价款已到位的事实。

4．孙某出具的情况说明2份，用以证明案涉六个乡镇工程款已到位及业务费情况，另原告垫付招待费4300元的事实。

5．汽油费及餐饮费发票共6份，用以证明2016-2017年间原告为被告垫付汽油费1000元、餐饮费380元的事实。

6．工程款发票（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2017年1月份原告为被告代开6万元工程款发票，原告垫付税金1747.57元的事实。

7．微信聊天记录1份，用以证明2018年12月19日原告向被告新禹公司的经理王某催款，后者称由孙某全权处理的事实。

8．企业信用信息2份，用以证明王某曾任被告新禹公司的经理，xx公司由“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后又更名为“xx环保有限公司”的事实。

9．南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1份，用以证明案涉争议原告曾向南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为由不予受理。

10．工程联系单4份，用以证明被告新禹公司经常使用“浙江新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部”的印章对外联系工程的事实。

11．浙江省（湖州市本级）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1份，用以证明孙某2015-2018年间为被告新禹公司的职工，并由公司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的事实。

12．湖州仲裁委员会湖仲（2019）裁字第xx号裁决书、情况说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5民特xx号民事裁定书各1份（上述证据调取自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用以证明在另一案件中，被告新禹公司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自认孙某曾用名“孙xx”，于2015年入职被告新禹公司，担任长兴项目部负责人的事实。

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新禹公司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协议》既未加盖被告新禹公司的公章，也无被告新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协议》上的签名人孙某也未取得被告新禹公司的授权，被告新禹公司也从未单独以项目部的名义对外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故该《协议》对被告新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另案涉项目于2015年下半年开工至2016年上半年完工，而《协议》上显示的签署时间为2016年12月26日不符合常理；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和内容不予认可，该授权委托书由xx公司出具，委托事项产生的后果及权利、义务应由xx公司承担，与被告无关；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和内容不予认可，付款清单上用章的主体是xx公司，因此与付款清单有关的权利、义务应由xx公司承担，与被告无关，被告新禹公司从xx公司承包的长兴2015年农污项目，xx公司尚欠被告新禹公司工程款，被告新禹公司已提起诉讼，（2021）浙0522民初xx号一审判决书判令xx公司支付被告新禹公司工程款本金980383.20元，另因xx公司涉嫌私刻印章伪造证据，被告新禹公司已向经侦报案；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该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如证人未出庭作证的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且情况说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情况说明中所涉的长兴2015年农污项目，被告新禹公司与xx公司之间并非挂靠关系，而是承包关系，即xx公司把中标的项目全部转包给被告新禹公司，另根据（2021）浙0522民初xx号判决书，xx公司尚欠被告新禹公司工程款本金980383.20元，也并非原告陈述的所有工程款已全部收回，根据xx公司与被告新禹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书中对xx公司的约定“xx公司协助新禹公司做好工程投标及各项工程备案手续、协助新禹公司协调工程管理部门及建设单位的关系，xx公司要为新禹公司做好服务工作，xx公司向新禹公司收取工程造价6％的管理费”，根据上述约定，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工作内容全部由xx公司来承担，因此被告新禹公司无必要安排专人负责该项工作，另情况说明上显示的时间为2018年12月8日，而孙某与曹某（xx公司长兴项目负责人）等人于2017年1月11日成立了与被告新禹公司经营范围高度重合的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孙某担任法定代表人，两个公司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结合《协议》上的时间，被告新禹公司认为原告所提交的《协议》及情况说明应系原告与孙某串通为了本次诉讼而伪造的；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于2015年12月31日从被告新禹公司离职，而原告提供的发票均发生于2016-2017年间，此时原告已离职，故离职后发生的费用与被告无关；证据6中的发票被告确认已收到，但该发票是原告自2015年12月底离职后，于2016年1月底从被告处承接劳务分包工程的工程款，属于先付款后补开发票的情形，该款项被告于2016年2月6日已支付；对证据7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应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即使微信内容属实，但王某时任被告新禹公司的总经理，公司的内部事务不可能称由孙总来解决，且微信内容中也未对原告的主张进行明确说明，另孙某于2017年1月份开始作为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应首先推定为其代表某某公司的职务行为；对证据8中被告新禹公司信息变更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xx公司信息变更的三性无法确认；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被告之间曾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自2015年7月20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对证据10的三性均有异议，工程联系单系施工项目的业主与施工方内部沟通联系及确认事项的内部文件，不作其他用途，原告提供的4份工程联系单中所涉内容均与原告无关，该类文件的原件应由业主方和施工方存档，原告无权取得，故该4份工程联系单的来源不合法，结合原告提供的《协议》、孙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及4份工程联系单，被告认为均系原告与孙某串通为了本次诉讼而伪造的，同时工程联系单上施工单位负责人的签名为杨新云，而非原告主张的孙某，更进一步证明原告有伪造证据进行恶意诉讼的嫌疑；对证据11的证明目的及内容不予认可，孙某于2017年1月11日成立某某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孙某自2017年1月份起未在被告新禹公司担任职务，缴纳的社保属于被告新禹公司代缴，另孙某于2015年至2016年12月底在被告新禹公司任职，但并未取得被告新禹公司单独对外签署合同或协议的授权，被告新禹公司对外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或协议生效前均需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章；对证据12中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情况说明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情况说明在（2020）浙05民特xx号案件开庭前由被告新禹公司出具和提交，但后经核实孙某并非长兴项目的负责人，以及被告新禹公司在长兴2015年农污项目中并未成立项目部等原因，在开庭时当庭予以撤回，且在该情况说明中也有“孙某于2017年1月自行创业并设立某1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后离开新禹公司，之后社保一直挂在新禹公司”的陈述，且在（2020）浙05民特xx号案件所涉的《购货合同》中被告新禹公司的印章是公章而非《协议》上的项目章。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

证人孙某陈述，当时长兴项目招投标时被告新禹公司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就与xx公司合作，由被告新禹公司借xx公司的资质来实施，所涉项目对外由xx公司签署合同，工程款以xx公司的名义结算，合同外增加的工程可以由被告新禹公司直接签合同，工程款也是直接打给被告新禹公司的。2015年他（即孙某）任职于被告新禹公司时被委派负责长兴项目，当时长兴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污水处理终端设施建设供应商采购项目中标的企业有六七家，各个乡镇有权在中标企业中选择施工单位，于是公司召集所有的厂长开会，发动各个厂长包括社会力量去承接业务，当时整个项目的利润可能有30％，所以会议上公司内部口头上讲过5％-10％的业务费给业务员。原告***是当时集团公司的一个副总“马某”引荐过来的，由原告作为被告新禹公司的业务员去各个乡镇对接合同，后来在实施过程中原告对接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业务，原告的业务费当时可能与“马某”马总对接时讲的是5％-10％，后来因为整个项目是亏本的，所以业务费就没有兑现。另小浦镇的项目在签合同时，由于价格被当地镇政府打了折，所以当时好像答应的是7％，都是口头上谈的，当时没有写下任何协议，因为原告***对当地比较熟悉，之前与乡镇有过合作，所以就让原告先做再说。后来很多尾款收不回来，因为大部分项目都是原告对接的，让原告去收尾款时原告表现的也不是很积极，后来原告提出要签补充协议，当时他把报告打好后通过微信发给公司总经理王某看，要不要签由王某决定，然后王某与他通电话同意签，他就在协议上签了字，因为时间比较急，他手上没有公章，就加盖了被告新禹公司的项目章。当时xx公司与被告新禹公司是合作单位，业务对外以xx公司为主体，因为原告并非被告新禹公司或xx公司的员工，当时xx公司项目部的印章在他手里，所以就由xx公司长兴项目部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原告负责办理收款和扫尾工作。2018年12月8日他出具情况说明时已经从被告新禹公司离职，因为原告一直没有拿到业务费，他毕竟曾经是长兴项目的负责人，所以原告就天天盯着他，因为业务费是公司内部会议确定的10％左右，小浦镇是7％之前也是口头说过的，但都没有形成书面的文书，基于上述事实他就在情况说明上签了名字，因为当时他已经从被告新禹公司离职，不能代表公司，故他只是在情况说明上签了名字，没有加盖公司的项目章。4300元的招待费当时应该是开具了发票，后来可能遗失了，款项没有报销下来，原告就让他签了份情况说明，其他的汽油费、餐饮费发票是原告准备报销，让他签的字，6万元的工程款发票下面的签收人是“陆某”，是现场的一名施工员，这张发票可能是因为当时公司支付了6万元给施工员，公司要做账，原告应该是拿自己的身份证到长兴税务局开具了该份发票，4份工程联系单中被告新禹公司的项目章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即《协议》中的项目章一致，工程联系单上还有业主方和监理单位的印章，不可能是假的，当时被告新禹公司与xx公司在长兴都设有项目部，都刻有项目章，被告新禹公司的项目章是公司的副总“李某”刻好后在长兴项目实施时交给他的，但两个项目部其实是同一个，两个项目章都在他手里，他有时代表公司对外签订买卖合同等，会通过口头或微信向王某汇报，没问题了他再签名，公司对外签合同一般使用公章或合同章，后来他成立了某某公司，向被告新禹公司申请离职，但公司没同意，后来社保停了之后，他就离职了，离职后长兴项目遗留的后续部分工作仍由他负责衔接，但工作量不大。因为原告是“马某”介绍过来的，并非被告新禹公司的正式员工，但是如果原告能够揽到工程，公司也是每个月发给原告工资作为劳务报酬，《协议》中涉及的2015年9月25日向被告新禹公司借支用于污水业务的5万元由被告承担，至于《协议》签订后，2015年用于污水工程业务开支的费用16000元及原告协助办理收尾工作的报酬13500元，被告有没有支付给原告就不清楚了。长兴项目所涉的报销，一般是由他签字后，再由公司财务审核，审核通过的发放报销款，如果公司审核后发现有误，就不发放报销款。另长兴项目部中姓孙的就他一个。

证人孙某的证言，原告质证后认为，证人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孙某是被告新禹公司委派的长兴项目部负责人（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直至2018年3月份离职），即使在孙某离职后，仍然根据王某的要求继续负责长兴项目部的零星扫尾工作直至现在，故孙某是本案的关键证人，具有相应的职权，其证言能够证明本案业务费的比例问题，根据孙某的证言，被告新禹公司内部同意业务费的比例为10％，该陈述与原告的当庭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另孙某的证言也证明原告主张的其他费用（包括报销费用、劳务报酬、垫付款等）均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综上，原告对孙某的证言无异议。

证人孙某的证言，被告质证后认为，原告与证人孙某虚构了被告新禹公司长兴项目部，并伪造了“项目部”印章及原告提供的《协议》，故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

被告新禹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3页，用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双方之间自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12月31日间为劳动关系，原告曾任被告新禹公司的现场施工员，后因原告自己分包工程故从被告处辞职的事实。

2．工程款回单1份，用以证明原告从被告新禹公司离职后，于2016年1月底从被告处承接工程，被告新禹公司曾于2016年2月6日向原告支付工程款8万元，属于先付款后补开发票（即原告提交的证据6中的发票）的事实。

3．长兴县人民法院（2021）浙0552民初xx号民事判决书及对应的民事起诉状、工程承包协议书各1份（均为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协议及陈述的2015年长兴农污项目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xx公司与被告新禹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书显示，xx公司是长兴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污水处理终端设施建设供应商的中标入围单位，其将项目中的终端采购及其安装和所有土建等工程承包给被告新禹公司，可以明确双方为承包关系，而非挂靠关系；2．工程承包协议书中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的非常明确，xx公司要协助被告做好工程投标及各项工程备案手续、协助被告协调工程管理部门及建设单位的关系，xx公司要为被告做好服务工作，xx公司向被告收取工程造价6％的管理费，综上，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工作内容全部都由xx公司来承担，故被告没有必要安排专人来负责这项工作，原告所主张的工作内容对被告来说根本不存在；3．根据被告的起诉状和有关材料，xx公司至今尚欠被告工程款1774229元，一审判决xx公司应给付被告工程款本金980383.20元，并非原告所主张的所有工程款均已全部收回。

4．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5民特xx号案件材料1组（含购货合同复印件1份、信用信息报告2份），其中购货合同加盖的是被告新禹公司的公章，而非原告提供的证据1即《协议》中的“项目部”印章，故原告提供的证据1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孙某于2017年1月11日就已离开被告新禹公司，并开始担任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且某某公司与被告新禹公司的经营范围高度重合，存在竞争关系，据此，孙某于2016年12月26日不可能代表被告新禹公司与原告签订协议，该协议应为双方串通伪造。

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发放给原告的并非工资，而是劳务报酬，用于原告对接合同的开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款项与证据6中的款项并非同一款项，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但从工程承包协议书的表述来看，xx公司向被告收取工程造价6％的管理费可知，双方之间名为承包，实为挂靠，因为只有挂靠才收取管理费，如果双方为承包关系，也就不存在管理费的问题，另双方之间的工程款结算与原告无关，原告介绍的业务所涉工程款已全部从业主方收回，至于xx公司与被告之间的结算，并非原告所能决定，也并非原告的工作义务，故不能以双方之间的结算问题来对抗原告；对证据4的来源无异议，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原告提供证据12是因为被告在该案中自认孙某为长兴项目部的负责人，且孙某于2018年3、4月份从被告新禹公司离职，社保也由被告交到此时，据悉孙某离职后仍然继续负责长兴项目部的扫尾工作，从原告提交的证据7即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里也可以看出，王某陈述由孙某全权处理；综上，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案审理过程中，为进一步核查原告提交的工程联系单的真实性，本院至长兴县水口乡水口村村民委员会调取工程联系单2份，该2份工程联系单与原告提交的涉及水口村的2份工程联系单的内容及用章一致，施工单位意见处加盖“浙江新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部”印章。后该村委会表示，所涉工程款由乡里统一支付，本院又至长兴县水口乡人民政府调取进账单及工程款发票各1份，进账单及发票的出票人或购买方显示为长兴县水口乡水口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收款人或销售方显示为被告新禹公司。

原告提交的证据，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审核后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中关于业务费的情况说明、证据7、证据8、证据9、证据10、证据11、证据12及证人孙某的证言，并结合本院的调查核实情况，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主张的相关事实，本院均予以认定；证据4中招待费的情况说明、证据5的汽油费及餐饮费发票、证据6的工程款发票，其中情况说明、汽油费及餐饮费发票上虽然有孙某的签名，但《协议》中并未涉及上述费用，且根据孙某的陈述，报销费用由其签字后交由公司审核，审核通过的发放报销款，未审核通过的不予发放，故原告无权仅凭孙某的签名或发票要求被告支付相关费用，上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提交的证据，结合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审核后认证如下：证据1被告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曾为劳动关系，本案所涉纠纷为劳动报酬纠纷，但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9，经南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查原告的主张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故证据1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被告的陈述，被告与xx公司之间为承包关系，原告的工作内容全部由xx公司负责，与被告新禹公司无关，但根据被告新禹公司与xx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书显示，xx公司要协助被告新禹公司做好工程投标及各项工程备案手续，协助被告新禹公司协调工程管理部门及建设单位的关系，xx公司收取被告新禹公司工程造价的6％作为管理费，上述约定中xx公司只是协助义务，并收取被告管理费，可知被告的上述陈述与客观事实并不一致；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12显示，该案中被告新禹公司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称孙某曾用名“孙xx”，于2015年入职被告新禹公司，担任长兴项目部负责人，虽然本案中被告称该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且已当庭撤回，但根据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5民特xx号民事裁定书显示，该情况说明仍作为被告新禹公司提交的证据在裁定书中予以列明，且在裁定书中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情况说明予以分析论证，并未显示被告新禹公司将该情况说明予以撤回的相关表述，故对被告新禹公司的上述质证意见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结合上述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6年12月26日，原告***与被告新禹公司签订《协议》，载明被告于2015年挂靠于xx公司在长兴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污水处理终端设施建设招投标中被正式确定为中标（成交）候选商。原告作为业务员帮被告接洽联系成功承包了多个主体工程，共计工程款贰佰余万元，大部分已到位。关于原告业务费结算问题，因双方对业务费比例说法不一，同意另行协商。关于工程款结算和回收扫尾事宜，双方约定：1．原告全力协助被告办理关于原告联系成功的六大乡镇的工程款结算和回收扫尾工作，被告说服xx公司出具书面授权委托原告办理上述事宜；2．鉴于原告在接洽业务时有费用开支，被告同意承担原告在2015年9月25日向被告借支用于污水业务的伍万元（￥50000）并同意原告报销在2015年用于污水工程业务开支的费用约壹万陆千元（￥16000，相关发票已交付被告），另被告同意补发原告三个月工资，合计壹万叁仟伍佰元整（￥13500），作为原告协助办理收尾工作的报酬；等等。原告***及孙某在《协议》上签名，并加盖了“浙江新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部”印章。同日，xx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给原告，委托原告办理小浦、煤山、水口、太湖街道、洪桥、虹星桥六个乡镇工程款结算和回收扫尾工作。2020年9月22日，xx公司出具2015年长兴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政府付款清单，确认洪桥镇（合同价603000元）、虹星桥镇（合同价224000元）、水口乡（合同价152000元）、煤山镇仰峰村（合同价109000元）、太湖街道八字桥村（合同价311500元）、太湖街道彭城村（合同价88500元）工程款政府已付100％，小浦镇（合同价720169元）工程款政府已付705169元，剩余15000元未付。

另查明，被告新禹公司曾在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5民特xx号案件审理中提交情况说明，自认孙某于2015年入职被告新禹公司，担任长兴项目部负责人。本案中孙某出具情况说明并作证称，原告***作为业务员帮被告新禹公司接洽联系成功承包了多个主体工程（含洪桥镇、小浦镇、虹星桥镇、水口乡、煤山镇仰峰村、太湖街道八字桥村及彭城村），共计工程款为2208169元，除小浦镇尚有15000元外其余均已到位，关于原告的业务费，原告开展业务时被告新禹公司王某等领导开会同意按对应联系成功承包工程价款的10％（其中小浦镇工程款按7％）作为业务费支付给原告，同时原告做好工程款回收的配合工作。另被告新禹公司在对外联系工程时曾使用“浙江新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部”印章。

王某自2015年12月17日至2020年9月4日间任职于被告新禹公司，担任经理职务，根据被告的陈述，王某负责公司的日常业务。2018年12月19日，原告通过微信将《协议》等材料发送给王某，2019年1月10日王某回复称“你直接跟孙总联系，他全权处理”。

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更名为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又于2018年12月21日更名为xx环保有限公司。2015年10月20日，xx公司与被告新禹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xx公司协助被告做好工程投标及各项工程备案手续，协助被告协调工程管理部门及建设单位的关系，xx公司要为被告做好服务工作，对收到的工程款，除扣留应上交的管理费后，余款须五个工作日之内转入被告账户，xx公司收取被告工程造价的6％作为管理费，被告有权在承包工程项目中和xx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使用xx公司的资质、经营许可及各项相关资料。后被告新禹公司与xx公司因工程款支付产生纠纷，被告于2021年3月17日向长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长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浙0522民初xx号民事判决，根据被告的陈述，该判决已生效，xx公司已按照判决内容支付了工程款。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提交的《协议》对被告新禹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该《协议》上有孙某的签名及“浙江新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部”的印章，根据被告曾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被告认可孙某于2015年入职被告新禹公司，担任长兴项目部负责人，另根据本院调查核实，被告新禹公司对外联系工程时曾使用“浙江新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部”的印章，故原告有理由相信孙某系被告新禹公司长兴项目部负责人，亦有理由相信《协议》上的印章系被告新禹公司的印章。综上，本案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新禹公司应按照《协议》上的约定履行义务。关于业务费的比例问题，孙某作为长兴项目部的负责人，出具情况说明并出庭作证，证实被告同意按照原告接洽联系成功承包工程价款的10％（其中小浦镇按工程款7％计）作为业务费结算，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本案中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费用为：1．业务费，经核算为199211.83元［计算公式为（2208169元-720169元）×10％＋720169元×7％］；2．报销款，2015年用于污水工程业务开支的费用16000元；3．协助办理收尾工作的报酬，为13500元；上述合计为228711.83元。原告主张的招待费、汽油费、餐饮费、开票税金，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原、被告于2016年12月26日签订《协议》，2018年12月19日原告将该《协议》通过微信发送被告新禹公司的经理王某，王某于2019年1月10日回复“你直接跟孙总联系，他全权处理”，说明原告因案涉纠纷一直与被告协商解决，从王某的回复日期至原告起诉，本案尚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本案中原、被告因案涉纠纷虽有协商，但一直未确定具体的付款日期，故本院认为从起诉之日即2021年1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为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浙江新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228711.8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28711.83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48元，财产保全费1770元，合计诉讼费6818元，由原告***负担578元，被告浙江新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担62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李倩倩

审判员王彦刚

人民陪审员罗国琴

二○二一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杨梦